公屋改革面面觀─結構性自我膨脹
繼上文討論公屋租金增幅多年來跟不上住戶收入增長，兼且極度偏離通脹及私樓租金，本文再跟進另一個在近年缺乏合理監查下漸趨嚴重的現象：申請公屋人數大幅飆升。到底是何原因造就這個情況？既然上文已經證明過去20年間收入跑贏私樓租金，亦即是話，需要申請公屋之私樓居民比例理應下跌。但是輪候冊人數卻節節攀升，顯示此導致此不尋常現象必有他因。
過度推高入息限額——福利包袱無限膨脹
作為一道安全網，公屋比例理應佔整體家庭人口一個小的比例（例如，綜援戶只佔本港家庭11%不到），否則全民福利分派只會形同共產主義，摧毀經濟活力。
公屋對整體住屋存量比例已經大大高於安全網所需水平，佔33%之多，不但在發展經濟體系中舉世罕有（連福利掛帥的北歐都只佔16%至19%），更超越所有東歐共產國家（大部分國家福利租房佔整體存量只有單位數）及中國大陸（比例在低單位數水平）！
其中一個令本港公屋帝國不斷膨脹的主要原因，乃是房委不斷向上推高入息限額，令合資格的申請人門檻不斷下降，造就萬人空巷的供不應求局面。此策略由【圖1】可清晰看到：申請公屋之入息限額，無論是單身還是多人家庭，全部升多於整體家庭入息中位數——4人/3人/2人/單身家庭之收入上限在25年間上升了3.2/2.9/2.4/2.2倍，大大拋離全港家庭收入中位數之1.9倍。換言之，為了加大自己的客戶群，政府已將公屋之扶貧原意全面扭曲，成為搜羅中產的「圈地」遊戲。
有另一角度睇，公屋入息門檻已由80年代末全港收入中位數六成左右（約人口三成），降至現在能夠網羅收入中位數八成之市民（約人口四成）的境況【圖2】，即是由7人養3人至現在6人養4人。如果再不約束這頭脫韁野馬，未來隨時會每一個住私樓的家庭將須供奉一個或更多的公屋 住戶。
入息限額機制急須大修
輪候冊入息限額不斷迫近入息中位數，最終結果便是導致更多人抵抗不住誘惑而墮入公屋福利網。與此同時，政府在弱勢之時為了收買民意，及民粹政客為了鞏固自己票倉，必會不斷支持提高公屋入息限額措施。
無論入息限額制訂公式如何複雜（涉及通脹、住戶開支及國民收入等因素），客觀事實卻是整體能達到入息要求的住戶一直比公屋存量為多，而且與公屋存量差距有增加性趨勢【圖3】。如此一來，輪候冊如何不會愈來愈長？輿論又如何敢反對增建公屋這個冠冕堂皇的訴求？
最徹底的改革辦法是將房屋福利貨幣化（即提供合資格人士租金津貼），此外，亦可限定公屋存量在一個合理的百分比（如：總住宅存量之一成半—至東歐前共產國家水平，即約36萬套），然後以計分制決定上樓先後。在以上較理想的改革實行之前，實有須要先大刀闊斧地將以上無限放大的住屋入息限額制訂方法改良。
過去十多年的制訂程式為：1）住屋開支加，2）非住屋開支加，3）備用金（原立法會文件見此）。其中，房委會採用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剔除住屋開支）變動或入息因素（名義工資指數變動）兩者中升幅較高者作為非住戶開支計算部分。
此公式中有兩大漏洞：1）在住屋開支上，因為愈來愈多分配出來的公屋單位是面積較大，或每戶人口較少，導致「住屋開支」成分較整體經濟上升速度更快，間接推高入息限額。2）「以較高者為準」這個條件亦將令非住屋成分升幅長期超越整體市民收入升幅，此一畸形情況在1998至2004年間充分展現：【圖4】中紅線乃方程式算出之非住屋開支升幅，既避開了1998至2003年間的通縮（代表實質收入上升）【圖四橙條】，亦避開了2004年時之減薪潮【圖四藍條】！
私人市場更能解決問題
無怪乎公屋入息限額在這種自我膨脹的計算方式下不斷入侵中產階級陣地，令愈來愈多的市民成為準福利子民。其副作用除了無謂延長輪候冊隊伍及對真正有需要的申請者造成不公之外，更誤導輿論以為須要增大公屋比例來解決問題，最終導致資源錯配，政策失衡。
公屋政策推出至今已六十多年，現在寮屋既已基本被取締，亦無居無定所之天災受害人，房委會本應功德圓滿，是時候退出市場，可惜官僚機構已經太大，既得利益已經難以制衡，以致一直尾大不掉。當一個如香港般發達的經濟體系仍然鎖住三成半的市民在有進無出的實物福利網之內，社會資源的浪費實在是無可估計的。此乃現在香港的悲哀。
筆者特別鳴謝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學生梁啟康協助收集及整理本文相關的數據及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