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預測：盲目樂觀抑或是故意誇大？

載於信報 2017年6月5日

鑒於兩個月前建制派與泛民於立法會為9000餘件資金申請爭論不休，筆者藉此機會審視政府是如何在呈現其各項遠景時利用預測的可塑性來減少公衆反對及立法會的監查。

人口「增長」：一切基建的推手

爲了建設新的大型項目，當局首先需要向公衆闡明投資這些項目的必要性，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人口增長—越多的人口，就能更理直氣壯地建造越多的房屋、越多的公路、越多的設施、等等。

圖一: 人口推算總是過於樂觀

因此，人口推算數據頻頻成為被政府誇大的對象，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由【圖一】可見，回歸後幾乎每輪推算都會在發佈後短短的一至兩年間就被下調。也許這些常常差誤甚大的人口推算正就是所有近年基建項目資金審批的推動力所在。

在1997至2015年的八次人口推算中，僅有兩次被上調過，儘管如此，這兩個推算還是最終雙雙被再被調低。此外，該兩次上調的時機亦可圈可點：第一次上調正撞著2004年沙士疫情結束，政府亟需大興土木來沖喜疲弱的本土經濟；而第二次則適逢2007年特首換届，短暫吹大人口推算絕對令新政府更水源充足，方便其在各領域大展拳腳。

預測越長期，偏差越加大

爲了量化每一年最初推算之人口與最新推算的偏差，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分析，發現官方推算誤差會逐年擴大【圖二】。例如，1997年時初次推算之2016年人口為821萬，但是等到2015年最新推算時已縮減至735萬，兩者差幅達到10%。若計2029年人口推算，則新舊推算之誤差幅度更已增加至最高峰的12%。

圖二: 如果沒有最新推算下人口收縮這現象出現，新舊推算誤差還會更趨膨脹 

由另一角度去看，每次人口推算都會被後來的新推算推翻【即需下調，見圖三】，可見政府在制定此一基本統計數據時是有一個慣性的樂觀傾向。

圖三: 所有人口推算都有樂觀傾向

以上往績顯示政府的人口推算幾乎是一邊倒地樂觀：實數或最新推算數在短短數年間會較原始預期低出達12%之多。

唯一例外。。。

較為樂觀的人口推算可以歸根於官僚們試圖為他們的各項計劃預留一些回轉餘地。畢竟，不會有人因爲路上車流順稀疏而去指責政府，但是若果剛開通的新路由於預算不足而終日塞車，則主事官員必會招來眾多詬病。

 若以負面角度來解釋這種慣性樂觀的人口推算現象，不難會理解為：這些人民的公僕故意用較高人口推算誤導大衆以獲取更多資源去從事其眾多取自公帑的計劃，并且當項目逾期或超支時可以不須負責。 

這種懷疑態度甚至可以解釋爲何突然間政府在2015年所作之人口推算能打倒昨日的我，竟然預測2039年之後的本港人口將大量減少（圖一棕色部分），這與之前慣性的人口膨脹假設無疑是南轅北轍。此矛盾在看清背後動機後則不難理解矣：自從2015年開始，政府就積極籌備成立「未來基金」。即是，政府要說服市民在納稅賦餉以外額外多掏腰包，去供奉另一個由官僚把持，市民卻無從決策的基金。爲了説服大眾這隻基金不可或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向市民展示這人口下降情景下之慘情。如果蟻民不乖乖掏出自己的血汗錢交由聖賢般的父母官打理，他們將會一貧如洗。可見，這突如其來的人口驟降推算無非是用一種看似科學的、難以反駁的論證來説服港人認同「未來基金」的設立。在這種解讀下，政府的慣性樂觀能在瞬間變為世界末日般的悲觀，就不難理解了。

預測失準的案例分析

在現實生活中，隨手可以找到政府（或其天價聘請的顧問）偏離現實預測之個案。

1） 形象工程一：港珠澳大橋  
「形象工程」是一個具中國特色的詞語，意謂那些主要功能不是為滿足人民需要，而是爲了滿足虛榮或是幫助幹部晉升而進行的工程項目。近年，內地官員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GDP增長數字上達標，而衹要以人民的名義多澆水泥，GDP增長就不難超額完成。 

港珠澳大橋似乎正就是這樣的一項形象工程，原因如下：  
1） 儘管投入1100億港元（佔年度GDP的4.5%）的天量資金，該工程竟然不包括鐵路客運；如要打通珠三角兩岸經脈，鐵路運輸應是任何基建的首選模式。

2） 最初大橋預計落成開通后需向每車次收取140港元車資方能於30年内回本。然而，其建造成本在不斷攀升的同時，新的車流推算卻在不斷減少，導致回本車資已飆升至380港元/輛，近乎原來的三倍！不難想像，未來的造價水平極可能繼續攀升，而車流量推算卻繼續降低，令平均回本車資更不經濟。 

3） 由於缺少泊車設施，道路容量問題以及邊境檢查的複雜性，當局甚至在該項目完成前就下調了跨境車流量的預計。

圖四: 短短十年內，港珠澳大橋車流量預測已回調高達三分之一

  

如【圖四】所示，當最新推算在2008年發佈時，大橋的預計車流量相較2000年初始預測下跌38%，即多於三分之一！而期間約一成的人口推算誤差都不足以解釋當年過度樂觀的預期數字。唯一能解釋此一龐大誤差的原因，必是當局有心誇大成本效益以博取通過立法會審議，或減少被削資的風險。 

2） 形象工程二：高鐵項目 
廣深港高速鐵路項目已經出名地超支超時：總成本已由當初的650億港元飆至840億港元，漲幅達29%（政府已因政治原因為此造價封頂，以後再多出部分雖由港鐵承擔，實際上仍是要納稅人埋單），落成時間也由2015年8月推遲至2017年8月，令施工時間延長約20%。因為項目占據了九龍最中心最優越的地段，因此庫房不但損失天文數字的土地收益，而且高鐵所帶來的時間優勢也被逐屆政府消磨殆盡：1998年時通往廣州的48分鐘車程，現在已經拉長至超過一小時（原因包括四站變六站，使一條跨境高鐵變成通勤慢車），而到北京的車程也由七小時變成了九小時。相較于現有一小時五十四分的直通車旅程，以及衆多可由香港18區出發、沿途可於居民區方便停靠的跨境巴士，需要在遠離市中心的郊區落車之高鐵就顯得畫蛇添足。 

也許當局想為成本超支及工時延誤遮醜，短期內的乘客量預測被上調（在現金流折現計算上可以增加項目的净現值Net Present Value），然而遠期乘客量的推算仍被調低6%，如【圖五】所示。

圖五：高鐵客流量預測誤差

 

 3） 立項前預測多會過度樂觀 

上述討論證明在一般情況下最終實數往往較最初預期縮水。然而，當項目尚未去馬前，隨後之預測數字卻會較最初預期膨脹，特別是落成目標日期尚在遙遠的未來時。這種逆常態的現象不難解釋：只有如此改動數據，方能令當局更便利地通過審批其發展大計。

此種行為可在現正籌備中的東涌新市鎮發展計劃見到。爲了盡量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政府在2015年做的2023年人口推算比2007年的推算上調了19%之多【圖六】。

圖六：東涌新市鎮人口預測被大幅上調

 

這次上調動作可以歸因于2015年立法會對東涌新鎮計劃第二階段可行性的辯論：政府如欲在立法會獲批通過此一龐大工程之撥款，則必須呈現一個落成後之美好願景，而越吹越大的需求，則為辯論提供可靠的「依據」。 

4） 爲何人口推算忽然變超級悲觀？ 

讀者應記得【圖一】中，政府突然從2039年開始推算香港人口將會下跌，一反多年來不斷上調人口推算之習慣。

到底是何事導致如此出乎意料的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原來，從2015年12月開始，政府就開始對人口老化問題表示關注，以及如何為將來供養大量老人而作準備。

當然，這個憂慮的首個謬誤就在於假設市民在沒有慷慨的父母官照顧下就無法照顧好自己；其次，爲何在如此巧妙的時機，政府竟能果斷而全面地推翻自己長期以來所堅守的人口必增信條？如【圖七】所示，東京這個可能是地球上人口最老的城市，在過去20年間人口數量亦持續增長。光是這個例子，就足以令人質疑爲何香港的人口數量會下降？作爲一個更加開放外向的主要國際城市，香港不是更較東京能吸引人才流入嗎？

更有甚者，一個能不斷增長的城市，必能輸入人手及技能去照顧自己的耆英階層而無須依靠另一名目的稅項——即「未來基金」是也。

圖七：東京人口隨著日本年齡中位數一起攀升 

 

官僚所忽視的一個更重要的趨勢就是，更長的壽命賦予長者在傳統退休年齡後繼續工作的能力：與其在55歲退休後等待慈善救濟，他們可以輕易地在60甚至70多歲之齡仍然高率地工作，繼續貢獻他們寶貴的經驗及專長。

事實上，在東京及本港，老人的失業率似乎都比整體人口的失業率低【圖八】，兼且，香港長者的勞動參與率在不斷上升【圖九】：如果香港人口年齡分佈像東京一樣，則長者勞動參與率（已經從2010年之27%上升到2016年之33%）將進一步向39%邁進。
  

圖八: 老年失業率遠低於社會平均水平

 

   

圖九：老年人勞動參與率正在提升

 

還有，長者一輩應是社會上最富有的年齡群（香港缺乏相關統計，美國數據見【圖十一】），而彼等更絕不是收入最低一族【圖十】。必須注意，較低的收入可能正正反映長者不想一直工作，而是更多休閑活動的現實，且其收入更受退休儲蓄補貼。
  

圖十：按年齡分組的香港月收入數字

 

圖十一:各年齡組的財富分配狀況：老而彌富！

 

設立未來基金附有巨大的道德風險：一旦政府將退休保障强制化，市民便會停止部署自己的退休計劃，轉而依賴政府的施捨。這就是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起因；經過數十年高賦稅與高福利環境的「滋養」，歐洲自力更生的意識已被這種依賴性文化取代。與其將長者視爲一項負擔，倒不如當其為一項寶貴資產；將退休保障集中於官僚手中無異於奉獻自己的經濟自由，甘願成為政府福利的奴隸。

上述分析清楚顯示，隨著壽命的提升，60歲不再一定是職業生涯的終點。與其徵收苛捐雜稅使人民喪失照顧自己的能力，我們更應該鼓勵自食其力及以家庭為本的倫理觀念，因爲這個二十世紀方才出現的福利信條已為自古以來傳統的社會構造造成足夠的傷害矣。

結論 

上述例證足以證明官方預測非但未臻完美，有時甚至連客觀都做不到。官僚常會為自己的目的而扭曲預測。公僕的各位主人必須對每一分以我們的名義而花的錢保持警惕。而保護自己錢包的第一步就是挑戰每一個官方預測的合理性，無論其表面動機是如何的良好。

筆者特別鳴謝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沈振翾協助收集及整理本文相關的數據及圖表

農地是稀缺資產 王震宇：投資看天吃飯

載於信報月刊 9 月號

「作為投資配置，農地是不錯的資產，與股票、樓市等不同，你拿着的是一塊實實在在的地，它不會再有新供應。」著名地產分析師王震宇認為， 隨着世界人口及其對糧食需求的不斷增長，農地將成為炙手可熱的稀缺性資產。只是，若想獲得回報，需要放長線釣大魚。
訪問在他位於元朗、面積2萬呎的農地內進行。自2008年以600萬港元購得該片土地後，每逢周末，王震宇便變身農夫。他認為，長遠來說，農地的生產價值和開發價值將會因為糧食、住房、環境等問題而水漲船高。

農地投資火熱 首選英聯邦國家

8月 初，一名中國投資客以近2000萬美元買下美國德州Bay City小鎮郊區5000英畝（約2000萬平方米） 的農地，打算種植高粱以供應國內的白酒製造業，交易刷新了當地農地交 易價格的新高。
近 10年農地愈來愈受到投資者的青睞，各地的農地價格都在持續上漲〔見圖〕。王震宇分析，人口增長、由此引發的糧食和用水危機，是驅使投資者紛紛選擇農地的最主要因素。「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97億。人口增長這麼快，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會否出現物價飛漲呢？」他續說，「食物消費者中相當一 部分是高質素的中產階級。求溫飽之餘，還想吃巧克力、喝紅酒，供應會否遇到樽頸？現在購買農地來種植，是否會更有前景呢？」

在元朗小試牛刀後，王震宇把目標轉向海外—— 他創辦的Bricks & Mortar公司就負責幫客戶投資海外農地，並提供農地管理和出租服務。 他透露，目前大部分項目都集中在紐西蘭，皆因當地農地買賣市場相對成熟，且各種自然條件（如氣候、土地肥沃度、水源等）也適宜發展農業。
他建議不太熟悉海外市場的香港投資者，可首先考慮英聯邦國家。「一 是當地講英語，大家方便溝通；二是 當地的法制比較健全，對投資者的物業權益有保障。許多地方的農地都很便宜，如保加利亞、越南和緬甸，但問題是，一旦來個政變你就可能血本無歸，又或者實施外滙管制，你就拿不回錢。」
歐洲和日本也有較豐富的農地資源，王震宇卻勸說，暫時不宜沾手。
「主權債務危機全世界都在發生，問題是何時會爆。上一次爆，各國政府基本上都把私人債務都攬在身上，但公營的債務危機很快殺到埋身。這樣的話，政府就會加稅追稅，資金就會離開，未來一段時間環球資本流會非常混亂。短期之內歐洲最先爆煲，接着是日本，所以要小心。」

考慮因素多 回報難預期

多少錢才能做海外「地主」？王震宇透露，其實100至300萬港元就有交易，「在新興市場如烏拉圭、阿根廷和巴西，那裏的土地就非常便宜」，惟地理位置較遠。Farmland Uruguay網站顯示，今年上半年烏拉圭農地的平均售價為5378美元/公頃，這相當於花4萬多港元就能擁有超過10萬呎的農地。
「農地價格的高低最終還要看土地的質素，如泥土的肥沃程度、與市區的距離等，新興市場（如南美洲）和成熟市場（英聯邦國家）的農地價格可能會相差10至100倍。」王震宇提醒。
不過，王震宇反复強調，買農地和買樓不同，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
「這幾年，我們實地調研的農地、農場就有四、五十個，看了這麼多項目後，自己對農地的好壞才慢慢有感覺。」
除了考慮地方（該國家的政治局勢、貨幣政策、氣候環境）外〔見表〕，王震宇還提到有三點需要注意：
一、農地的類型。「在不同地方應選擇不同的類型，如在美國就可以買玉米田，加拿大是麥田，紐西蘭是果園、酒莊，澳洲則是畜牧和種植。」
二、土地肥力問題。「中國農業部去年公布，耕地退化的面積目前已佔耕地總面積的40% 以上，土地污染問題十分嚴重。土地一旦受到污染，至少要四、五十年才能讓污染物消散，大陸的農地我就不敢投資了。」
三、農地的上下游產業鏈配置。王震宇解釋，一般的農地投資都是以種植或畜牧為主，那就得考慮前期投入（包括購買種子、化肥、農 具機械等）和後續投入（包括存儲、運 輸、銷售等）。

至於投資農地的回報率有多高， 王震宇也很難拿出具體數據，「農地始終是長線投資，我只能說一般的利潤 是投入的低至中單位數字。」他以自家種的荔枝樹為例，前年夏天滿樹是 荔枝，但到了今年，開花很多但沒結多少果。「投資農地的風險是，你可以什麼都準備好，但天公不作美的話就沒有收成。其實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當逆境來臨，你是否有足夠的財力和良好的心理質素去面對呢？」


香港農地過分炒作
 
「投資農地⋯⋯有感情投入。」王震宇邊說邊展示快成熟的番鬼荔枝。 他感嘆，農地本來是人與自然最直接交流的媒介，惟部分投資者最終反希望變更土地用途從中套利。

丁屋政策致農地短炒

王震宇指出，農地被短炒，很大程度上與現時的丁屋政策有關。「發展商事先與有丁權的男丁商量好，先把收來的土地分割轉手給他們，讓他們逐一向地政總署申請建屋，建成後發展商會馬上補償地價，贖回丁屋的自由買賣權，這個過程俗稱『套丁』。」
王震宇批評，政府的縱容使得農地愈來愈少。
在王震宇眼中，在香港真正投資農地很難獲得長期回報，因為農地太接近市區，太受政策影響。「外國對農地的使用有着十分嚴格的管制，你買一塊農地就真的只能用於種植或畜牧；但香港規管卻鬆動。比如政府近年要推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如果你 一早買了該地區的農地就發達了。只能說，大部分的本地農地投資並沒有考慮農地本身的價值。」
王震宇提醒，短炒農地存在很大風險，「有可能買對地區，但有人反對發展，那原本可在3至5年獲得的回報，或許要等10至15年才有。投資者是否有能力守那麼久？不如買四大發展商的農地股更好。」

人口總量與城市影響力—香港要大開中門！

香港一向自以爲傲嘅一項優勢—即係自由流通、充滿活力、中西交匯嘅人口—好似越嚟越有畀區内各大對手遠遠拋離嘅跡象！令人擔心港府過去幾年喺區域競爭策略上再次後知後覺，缺乏長綫思維。

何以見得呢？唔單止香港已經將航運量呢個寶座拱手讓俾星加坡/深圳/上海之流（呢樣嘢尚算唔太重要，當今先進嘅世界級城市已經唔係靠貨櫃吞吐量嚟比試強弱），仲喺過去兩年連股市市值/成交量都俾上海爬埋頭（呢鑊就好大件事啦，所以幾大都要喺債券市場同外匯市場贏返嚟—前者靠爭取中國容許國企民企喺香港發債，後者亦睇怕要靠祖國先可以同新加坡一爭長短）！總之再唔快快變通求存，喺未來可能出現嘅高增值領域上寸土必爭，同時加大自己嘅本土經濟動力，就認真冇眼睇矣！


表：京滬星人口增長大幅拋離香港

其中一個現代都市加強自己實力所必爭之地，就係人口嘅數量同質量。係呢方面香港一直冇好似内地成市咁「攻城掠地」，由行政上吞併鄰近縣市嚟壯大自己，更冇好似星加坡咁高瞻遠矚，規劃將人口由零九年嘅五百萬大幅提升至六百五十萬。即管星加坡政府冇正式指出達標時限，但由過去幾年嘅年人口增長率嚟睇（見上表），大概十一年內就可功德圓滿，再喺另一領域縮窄與香港嘅距離！

香港喺同小弟弟比都已經有壓力，咁同更高大威猛嘅對手就更冇得揮—上表好清楚嘅一個趨勢就係，即管北京同上海呢啲超級大阜都對自己千七萬、千九萬之數嘅人口好唔滿意，喺01-08年間以3．0%及2．3%嘅超高複式增長率嚟壯大各自影響力同經濟增長動量（連星加坡喺同期都有2．3%嘅增長率）。香港喺01-08只享有區區0．5%嘅年人口增長率，咁落去唔單止會被京滬越拋越遠，更喺廿年後俾新加坡迎頭趕上！


香港不能夠坐視自己一個又一個優勢被人臨摹超越，好應該：1）學新加坡一樣，制定人口增長目標（唔係數量，而係總增值—如以四大經濟支柱企業之總部，六大產業機構落戶後所製造之經濟效益—嚟衡量）；2）爲高增值產業大開方便之門，提供物以類聚，成行成市嘅條件—如醫院城，新金融區（見一月十九日愚作擴大CBD供應 救救香港區域地位），影城，國際寄宿學校群，等等。喺多吸人才嘅大前提下盡快提升本地嘅經濟總量，務求喺未來十至二十年內起碼達到超京趕滬嘅人口增長率目標（一年2．3-3%；能達到港深同城化都算數！），咁重拾亞洲龍頭地位就唔再係越嚟越遙遠嘅夢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