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維迎專訪有感：干預經濟屬「致命的自負」20250902

近日閒來閱讀，碰上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視頻如下，亦附全文於尾：

   

北大張維迎﹕干預經濟屬「致命的自負」｜信報月刊專訪 

近年本港越見奉行大政府經濟政策，正是張公所批評的行政干預思維。此一現象在當今經濟疲弱之勢下，尤為顯著，當就業人口在2019移民潮開始後大幅下挫，再遇北上消費，通關後外遊等因素，令本港就業境況「見波幅，無升幅」已達四年之期： 

 

在此緊縮環境下，卻見公營部門編制屢創新高（見【橙線】），直追本港經濟最高增值板塊（金融是也；同時可見金融線亦在漸行漸低，勢頭不妙，見【紅線】）：

再以絕對值比較，原來公共行政／社會服務類別搖搖領先於2019-2025年間之增幅榜，大幅抽高4.1%；在人口和就業人數皆下跌的環境下，是否有些膨脹的感覺？儘管公務員編制微降1.4%，但相對於整體就業人口下跌6.7%的大局下，於滿街吉舖的今天（零售／飲食業人手在同時間大縮22%之巨！），似乎政府仍然瘦身未竟，須要更加努力：

 行文至此，再翻出數篇以前拙作，皆與下文理念相近，以饗讀者： 

房策萬箭齊發 樓市無所適從？

香港的士：僵化思維下之畸形生態

最低時薪要克制　經濟自由靠競爭

宇論舊文重溫：隧道補貼分流 不如乾脆免收 

張教授現為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兼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資深教授，因其倡導自由市場及企業家精神的開創性研究而聞名。

------------------訪問原文--------------------

 2025年7月3日  

【信報月刊】干預經濟屬「致命的自負」—— 北大教授張維迎：相信企業家和市場自有出路 

 【本刊記者李俊杰】回顧歷史，人類的狂妄與自負往往帶來災難。40多年的研究讓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堅信，處理宏觀經濟，唯有收起致命的自負，讓企業家在市場當中試錯與成長，才能切實帶來社會創辦與進步，讓哪怕是普通百姓都能受惠，這也是他為當今中國經濟開出的藥方。今年6月初，張維迎親臨香港恒生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記者藉此機會跟他進行了一場關於中國經濟前景的訪談。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市場派領軍人物，多年來著作甚豐，以思考邏輯綿密、言談豪氣干雲見稱，名場面不勝枚舉。

2016年在北京大學朗潤園跟主張政府強力介入市場的「經濟國師」林毅夫教授激辯；2017年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禮以《自由是一種責任》為題致詞演講；疫情期間的公開演講，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企業家信心不足緣於體制及法治，全都讓人印象深刻。

市場經濟、自由、法治、企業家精神──這是他1984年在中國經濟學界嶄露頭角以來，一直主張而且捍衞的核心思想。不論是當年改革開放大潮流，還是現時國進民退苗頭漸現，這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始終忠於自我認知及思考。
「無論你是官員還是科學家，也不論你有多聰明，知識都非常有限。你不要那麼狂妄，不要覺得自己無所不知。我們很渺小，所以才要市場，讓大家選擇。」時刻保持自省自覺的張維迎觀察到，過去十餘年，一種跟承認無知截然相反的自負在中國強化得比較厲害，「特別是我們加入世貿後，取得巨大經濟進步，財富增加許多，很多人回答『我們為什麼發展得這麼快？』時，傾向歸因於中國的特殊性，例如，政府較多控制經濟等等。」

致命的自負

「尤其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人，總覺得自己全盤理解社會運作，以為最優決策是一道數學公式，有標準答案，可以計算出來，『按照我的方式去做，社會就會變好』，但真實世界不是這樣的。」

張維迎借用奧地利學派宗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作品名稱《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來形容這種心態，「計劃經濟本身就是致命的自負」。他以曾被他形容為「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的產業政策來解釋：「產業政策利用國家政策和資金，扶持特定行業發展，當中意味着，一些人能夠看準未來要怎麼做。」

「產業政策所表現出來的集中化（投資）像中國人押寶一樣。賭注放在同一點，風險很大。近年最典型的是就是電動車和光伏產業，兩者現時均有巨大產能過剩，這很大程度是政府的政策造成。」

訪問來源：【信報月刊】

 

最低時薪要克制 經濟自由靠競爭

本文亦於2024年11月18日在【信報】刊登：最低時薪要克制 經濟自由靠競爭

行政會議最近作出重大的政策轉變，全面解除了最低工資未來大幅飆升的束縛（詳見此），包括：一）將檢討頻率由兩年一檢改爲一年一次；二）上調機制在原有的通脹指標上加入經濟增長元素；三）調整幅度的下限為零，即無論通縮或經濟蕭條肆虐，最低工資水平也不會下降。最低工資委員會提出的以上建議雖然初衷良好，但將嚴重削弱香港作爲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在急速變化的政經環境中進行調整適應的能力，尤其是當勞動力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將越來越受到高科技和中港一體化的挑戰。此次政策放鬆不論從時機和方向都不利本港未來福祉。

香港靈活的勞力市場：從此失色？

既要研究此次「改革」利弊，則要與環球對手作一比拼。【圖一】由高至低排列主要經濟體系最低工資，最高水平的五地標為紅色，最低的五地為藍色，其餘的綠色：

圖一：香港最低工資居於中流，略低於美國水平

值得留意最低工資較少的國家多在亞洲，如印尼、越南、印度和新加坡。其中新加坡似乎沒有法定最低工資，所以上圖的長條實應觸零。在另一極端，最低工資較多的國家大多為富裕及英語地區，包括瑞士、澳洲、紐西蘭和愛爾蘭等。此外，為方便辨識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圖中會將瑞士／新加坡／美國名字打上紅色。

從另一個角度，按平均收入／最低收入比（以下簡稱收入比，即圖中菱形）次序排列，則呈現如下圖畫：

圖二：高收入比經濟體排左，較平均主義國度列右

明顯可見，金融中心類的經濟體主導高比率一端（【圖二】紅色菱形），如美國（因有紐約／芝加哥）、香港和盧森堡等；反映金融行業對整體收入的巨大貢獻。在低比率的另一極端（藍色菱形），則以工、農業主導國家為主，如波蘭、南韓和紐西蘭。此外，由於意大利和新加坡沒有法定最低工資（棕色菱形），故以上比例無參考意義。

若將收入比與人均入息作對比，不難見到兩者呈正比關係，即是國家越富裕，則人均收入越拋離最低收入；而不理年均收入高低都具有高收入比的地區則以紅字表示：

圖三：平均收入越高，收入比亦越高

 

慷慨的最低工資是否不利經濟增長?

最低工資是過高還是偏低通常惹來爭議，筆者且將收入比與經濟增長作對比，探討到底是正反哪方有理，結果如下圖:

圖四：最低工資相對較低的國家似乎享有較高經濟增長

以上趨勢暗示收入比越高則複合人均生產總值增幅越大。紅色字體屬於例外，即不管收入比高低，此類國家皆高速生長：越南和中國是最顯著的例子。藍色字體則代表低增長的另一極端：希臘，巴西和日本都具有低收入比（過度平均主義？）和低經濟增長。

工資福利低是否意味稅率亦低？

按常理推測，低收入比應減低福利負擔，亦令稅賦減輕。然而結果并不呈簡單的綫性關係：原來由較平均主義（如波蘭）的一端走向富裕水平（如日本）稅收負擔竟然不跌反升（見下圖藍色趨勢線）：

圖五：税楔（tax wedge）與收入比關係並不簡單

然而，再運行到更高收入比區間後（即X軸多於4，盧森堡以後的位置），税楔開始「合乎預期」地逐漸下降（見紫色通道）。這是否意味著當一個經濟體富裕到一定程度並能維持較低的收入比，便能避免需要不斷增加稅率來維持福利的困境？還是高收入比的俄羅斯、香港和新加坡過度極端，就如低稅楔卻低收入比一端的台灣和印尼一樣異數？

有形之手永遠扭曲市場運作

儘管本港已引入最低工資超過十年，但將如此重要的經濟槓桿置於高高在上的官僚之手似乎甚有問題：

1. 資產上升周期政治壓力大增——當樓價在泡沫中大升（【圖六】2012-20年間的紫綫），而政府又有能力調整最低工資（橙綫）時，社會必會因最低工資跑輸樓價而怨聲載道；
2. 經濟下行周期自由市場無法調整——儘管最低工資在上升周期難以趕上市場薪酬的升幅，然而私人市場卻能極快速地在下行周期進行調整（如2019-21年間的藍綫）；但是政府指定的最低工資卻永遠只升不跌，有違常理。這令經濟收縮時勞動市場失去了調節定價甚至重新定位的靈活性，間接推高整體失業率。當前不允許最低工資下調的方案不僅違反了最基本的經濟原則，更會損壞本港次開放型經濟體下勞力市場應有的變通能力，實在愚蠢！
3. 最低工資的擬定單位應爲人均收入——政府如今將整體的生產總值增長（紅線）納入擬定最低工資的指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香港人口增長肯定會令人均收入（綠線）增速低於全港整體產出，在新機制下就算整體工資水平停滯不前，最低工資都可以離地地繼續上升；
4. 除了2014年，最低工資從來沒有跑輸通脹（棕綫）——儘管過去數十年的通脹下降周期已經因地緣政治惡化及經濟去全球化而逆轉，亦即是新的高通脹期已經來臨。在此時政府在物價指數上再添加經濟增長元素，無疑增加未來最低工資水平失控抽高的可能。

由上可見新提案脫離現實的程度矣。

圖六: 自2012年發布起，最低工資指數已經跑贏所有類別的其他指數（包括樓價）！

眼尖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上圖最令人驚訝的并非最低工資增長如何緩慢，而是其增幅遠遠高於其他經濟指標的事實。這難道不足以證明為最低工資封底只會適得其反？更重要的改革是否反而應著眼與如何確保它不會脫離經濟規律及造成對納稅人不公？

筆者最後以基本經濟學圖表來示範爲何最低工資（實乃一種價格控制）只會事與願違——在自由市場內，任何供應和需求都會在兩者的相交點達到平衡（見【圖七】）。但在強制實行最低工資後，原本有意提供廉價勞力的勞工被屏諸門外（【圖八】深紅部分），而所有供應都必須定價高於「合法」的界限（紅色虛綫）之上。在整體市場供應減少的新常態下，價格反應將會更加陡峭（紫色供應線），導致市場代價被人為地推高（紫色陰影區域），達至最後供求雙輸的結果：

圖七:無最低工資管制下：供求平衡	圖八: 最低工資管制，勞工參與減少，僱主付出抽升

最低工資造成的負面影響可以從最近美國經驗見到——如非勞動力被機器取代（所謂被「保護」的僱員因此失去工作，見【圖九】），就是僱主因爲無法承受過高的成本而減少供應（工人被迫削減工時，見【圖十】）：

圖九:自動化取代人力投入 來源: bizjournals.com

圖十: …或供應減省，令僱員投入密度急增 來源: Gary Varvel

 

筆者特別鳴謝香港城市大學金融學系潘明玥同學和環球商業學系Muhammad Mudassar同學，以及香港科技大學量化金融學系鄧一飛同學協助收集及整理本文相關數據及圖表。

僱用外傭日見難 緩解良方不在管 20230718

本文亦於2023年7月18日在【信報】刊登：僱用外傭日見難 緩解良方不在管 

家有一小的上班族應該對本港於疫情期間航班禁令下外傭短缺的情況記憶猶新，尤其是當時空缺多申請人少的情況下每月工資曾搶高至8000港元以上，實是蔚為奇觀。爲了針對這一短暫供求失衡下出現的高薪現象，特區政府竟然建議修訂《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試圖降低外籍家庭傭工「跳工」的難度。

筆者並不認為此一守則修訂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因為，它限制了就業自由這一基本人權），本文借機探討外傭在香港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在相關的供求情況下，如何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

本港外傭依賴度 30年間節節升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就業市場，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輸入外傭；由外傭人數從1990年佔家庭總人數的4.5%上升至2021年的12.7%（見【圖一】藍線，增加約1.8倍）可見一斑。此外，就算沒有家庭的單身人士（無論是獨居長者，還是隻身專業人士）似乎對外傭更愛好有加，以至外傭佔人口比例的同期上升幅度更大，由1.2%增至現時的4.6%（即躍升2.8倍之多）：

圖一：外傭人數佔比長線攀升

圖二：頭三大國籍之外傭人數走勢

然而，外傭招聘的持續增長前後遭遇了兩次挫折，一次是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之後，另一次是在2019年（抗議運動之後），這些都如【圖一】中的虛線所示。

在外傭大軍蜂起雲湧之下，當中存在著一些有趣的暗流——例如，在2001年4月菲律賓外傭人數在下降的情況下，印尼外傭大軍的湧入有助於減輕供應短缺的壓力，直到2019-20年的社運和新冠封城雙重打擊下才令人數出現整體下降（見【圖二】）。

香港經濟日益長，外傭功勞不可量?

在90年代，外籍家庭傭工數量激增，對香港經濟貢獻亦大幅上升，從0.4%增加到0.8%，上升了足足一倍；雖然傭工薪酬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仍然非常細小，然而彼等所幫助釋放的本地高增值勞動力的貢獻卻實在不容小覷：

圖三：外籍家庭傭工薪資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上圖可見，即管人數不斷攀升，但是外傭的整體收入在2002年之後的5年卻大幅下滑，比之前的峰值下降了23%。就算現在，排名前三的外傭國家薪酬總額都僅佔GDP的0.645%，離2002之高峰仍差一截。可見本港經濟增長的速度仍然跑贏輸入傭工勞力所需的成本。

本國經濟因素 決定來港人數多寡

那麼在三大供應國傭工的眼中，那些因素是決定其來港就業人數多寡呢？三國中最屬異數的莫過於泰傭一面倒離開香港這一趨勢（見【圖六】），而此一離港潮亦正正與自2000年以來香港最低外傭工資大幅跑輸泰國通脹息息相關。反過來看，菲傭數量基本上是持續上升的趨勢，除了2000-3年間香港工資相對於菲律賓通漲急跌期間出現回流，及近兩年因社運／封關而見短暫離職潮除外【圖四】：

圖四：菲傭薪酬指標及在港菲傭人口

圖五：印傭薪酬指標及在港印傭人口

圖六：泰傭薪酬指標及在港泰傭人口

印傭的心態與泰傭及菲傭大相逕庭，由1998年起之12年間，儘管實質最低工資不斷縮水，印傭赴港人數卻如日方中，越升越有（見【圖五】中黃線）；表明了香港最低工資兌回當地貨幣必定仍是非常豐厚的收入，所以就算趨勢上被通脹蠶食亦無減彼等來港的熱情！

在【圖四】至【圖六】中之薪酬指標算法如下：先將香港外傭的最低工資算成外傭本國貨幣，再將結果除以當地消費物價指數。如此比較可以準確地衡量外傭在香港賺取的收入是否在匯回家鄉後仍然保持消費能力。而每個相對指標亦可拆開成兩條線來作比較，如下所示：

圖七：外傭在港薪金一般都跑輸本國通脹

上圖清楚表明，印尼在過去30年間的通脹率遠高於菲律賓（多1.4倍），而相比泰國就更加誇張（高5倍之巨）。此也解釋為何香港最低工資在不敵通脹下仍然無阻眾多印傭赴港工作此一現象：香港穩定的貨幣購買力實是另一重要優勢。

僱主節節勝利 外傭難望項背

去年外傭短缺之下的短暫加薪潮已令政府緊張應對，然而身在福中的港人僱主又是否認識到外傭最低工資不但連港人最低工資都追不上（見【圖八】綠線），更勿論消費物價指數了矣。事實上，從僱主的角度出發，外傭工資在過去33年裡只上漲了58%，而同期香港通脹卻飆升了139%（紅線）：

圖八：外傭工資不敵本地最低工資，更遑論本港通脹

當然，上述討論純粹圍繞工資此單一指標，從僱主角度來看，過去數年衍生出來的其他行政負擔尚未計入整體成本內（包括：代買外傭機票、保險、中介費用及其他申請／管理相關的壓力）。或許政府在調整薪酬上除了須要更加平衡各方利益，還應該向如何減輕僱傭家庭行政負擔方面著想？

 

筆者特別鳴謝香港城市大學會計系葉健朗同學協助收集及整理本文相關數據及圖表。